1965年出生

 

　　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专业委员会委员

 

　　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教授

 

　　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篆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

 

　　安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

 

　　采访时间：2013年7月4日下午

 

　　采访地点：安阳建行私人银行会馆

 

　　记者：您的朋友，无论是书法圈里的还是圈外的，都特别喜欢您，他们认为您有真性情，所以特别亲近您。

 

　　刘颜涛：我虽不敢自诩如苏东坡的“一肚子不合时宜”，却亦是一介话语冷硬，不谙世事，不懂迂回，不善应酬的“书呆子”。觉得自己有一身的臭毛病，之所以还能得到那么多好朋友的理解和宽容，就是在社会上滚爬打拼了这么多年，自己依然不失本色，痴情依旧，赤心犹在。因为性情真，自己的很多缺点朋友们都不予计较了，这也算是“一白遮百丑”吧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各人有各人的性格，谁也不可能做到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。自己的性格不是自己刻意做出来的，是由自己先天的基因、自己生活的环境、自己成长的阅历等各方面形成的。我也知道自己的性格有很多弱点，也想努力改变，但的确很难。

 

　　记者：您的这个真性情，是不是让您自己觉得活得很自在？

 

　　刘颜涛：我觉得各人有各人的活法，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，自己乐意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。想想自己除了躲进小楼写写画画，又会干什么又能干什么呢？我也只能安乐于这种适合我的方式生活。

 

　　记者：您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?

 

　　刘颜涛：我现在已经从农村走出来了，不能像古代文人说的那样过晴耕雨读的生活，也不实际，但是自己还是很向往那种生活，可以作为虚拟的理想化的生活状态。在那个世界里，我觉得很纯粹，很干净，天天沉醉在这里面，看看书——写写字，写写字——看看书，累了，去田园悠游、转转，觉得那种生活方式最适合我，优哉游哉，乐在其中。

 

　　记者：您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很单纯、很干净的世界。

 

　　刘颜涛：这个世界应该说是书法人生、艺术生活，那是前人和先贤们营造出来的，是他们营造的那种理想的桃花源梦境，使我们向往。

 

　　记者：您营造的这个小环境达到了那样的一个意境了吗？

 

　　刘颜涛：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 

　　记者：您刚才告诉我，您最欣赏林语堂的“生活的艺术”，是这样吗？

 

　　刘颜涛：林语堂先生著有《生活的艺术》一书，讲到生活的艺术化才是真正的、最高的生活。我们则可以引申为，艺术的生活化也应该才是真正的、最高的艺术。正如余秋雨先生在《笔墨祭》一文中谈到的“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，文人们的衣衫步履、谈吐行止、居室布置、交际往来，都是与书法构成和谐，他们的生命行为，整个儿散发着墨香”。我觉得书法艺术现在能从书斋走入神圣的殿堂，进入展厅，把她打扮得更富丽更高贵，这是对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尊崇，因为书法这种艺术在世界上，跟其他任何艺术门类相比都不逊色，应该有她的尊贵。另一方面，社会发展到现在，从五四时期的钢笔代替毛笔，又到现在以敲击电脑代替手工书写，这种致命的冲击，使书法跟生活的那种融入、融汇少了，在生活里面的那种体现就少了。比如一把扇子，它体现的不单单是招风取凉、驱赶虫蚊、掸扫灰尘等等，也是一种文化艺术载体，一首诗词，一幅书画，便是一种风雅，一种悠然和从容。而现在已很少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冬暖夏凉、时令不分的空调。以前过春节，都是自己书写春联，提前几天就买红纸，买墨，或者兄弟姐妹帮着裁纸倒墨，出谋划策，或者在大人指导下让小孩子一试身手，张贴后在街上互相走走，看看谁家写的好，看内容，看书体，这些都给生活带来很多乐趣，那时生活穷困但非常有情趣。我觉得艺术跟生活融合到一起的时候，就给生活带来了诗情画意。现在少有人停下脚步慢慢地欣赏路边的风景，直接乘飞机坐高铁，只有始点和终点而没有途中。把沿途的风景都忽略掉的时候，就感到现代人那种都市的焦虑：忙碌而失落，紧张而空虚。人活得太物质太现实了，什么都慢不下来，富有诗意化的那些想象就减弱了，所以为什么都说现代人想象力比过去退化了，心境中没有清静从容了，没有风花雪月了，没有闲情逸致了，距启发性灵的大自然远了，离艺术化的生活环境也远了。心便不远了，地便不偏了。

 

　　记者：现在大家很难享受到书法本身带来的真正乐趣了，那书法给您带来的乐趣是什么样的呢？

 

　　刘颜涛：我觉得任何事情，都是享受在过程之中。获奖之后的那种荣光，取得收获以后的那种喜悦，那些固然也是一种快乐，但是对于真正的书法艺术，当你置身其中，而且随着阅历增长，复归平淡以后，你就觉得真正的快乐还是在书写本身的过程之中。弘一法师年轻的时候，十七岁就演话剧《茶花女》，最早的学习西方绘画，在诗词、文学、篆刻、音乐等各种艺术门类，他都有着很深的研究和造诣。但是到晚年遁入空门的时候，所有的都一层一层剥落掉了，都放弃了，唯独留下的就是书写。我觉得他之所以能这样做，应该说书法已经超越了所有功利的东西，成为他一种生活的修为，是他生命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。所以说书写更多的快乐，是在你书写所体验的那种笔墨交融的过程中，以我手写我心的那种自言自语，那种心相流露。当你可以尽情地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，可以毫无顾忌地、毫无保留地完全敞开心扉真诚对话，有这样一种自由艺术境界的时候，你怎么能说它不是最美的、最让你快乐的、最温暖你生命的方式呢！

 

　　记者：现在书法很繁荣，而且我们这个时代也给予了书法家最大程度上的物质和精神的奖励。但是一个书法家真正的自信是来自这些吗？

 

　　刘颜涛：应该说我们的书法家欣逢盛世，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代。在过去，很多书法家都是些流落到民间的失意文人，社会的价值观也视文艺为雕虫小技、壮夫不为，“宁为百夫长，不做一书生”。虽然也说“文章千古事”，但主流价值取向还是觉得不是经国济世的壮夫所为，然而历史却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书法经典，精神财富，令我们高山仰止。再看他们当时经历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，甚至是才华横溢却穷困潦倒终身，让我们唏嘘不已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的书法家、艺术家可以这么扬眉吐气，这是这个时代书法家的幸事。但是，越是在这样的时候，我自己反而有一种惭愧之心，在这么好的优越于前贤师辈的条件下，自己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又做了多少、走了多远呢？跟古人比，且不说能否达到那样的高度，而是怎样去努力缩短那个差距。我们越是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，越是要自我反省，越要有一种担当，一份责任。如果有了优越于前贤师辈的物质条件，而没有全身心的投入，在艺术上反而跟他们距离越拉越大，纵使宅再豪，车再名，也没有自信的底气和资本。我觉得真正的自信就是作为一个书法家，应该尽到自己的本分，应该有一个书法史的概念，在书法历史的长河中，在这个浩瀚的墨海里，通过自己毕生孜孜不倦的努力追求，能成为沧海一粟，我觉得这样才能无愧书法。记者：当代书法繁荣，有人说，我们在技法上可以做到形似甚至比肩古人，但是又总觉得还缺了很多东西，缺的是什么？

 

　　刘颜涛：现在的教学方法或者说书法训练方法的科学，以及资料的齐全、印刷的精美、学习的便利，确实是这个时代的优势。很多的作者，甚至很年轻的一些作者，单说在书法技法上的那种到位，技巧上的掌握，甚至可以说不逊于古人。但是那些作品，你初看觉得那么笔墨精妙，但是你仔细再往深处看的时候，就感到吸引眼球但不耐“品”,总觉得里面缺少一些什么东西，缺少的是笔墨背后那个作者、那个执管挥毫血肉丰满的满腹诗书的书家，缺少文化气息。因为真正的艺术它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，技巧固然需要，没有高超的艺术技巧，没有对这种语言娴熟的掌控能力，所有情感的表达都成为一种虚无空泛。但是掌握了足够的技巧以后，如果不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，不能传递出书家的性情思想，你就会觉得那种缺少蕴藉的技巧的微不足道了。真正好的作品，是由技入道的，是通过技巧，通过这种书法的语言，在表达人的思想，表达人的情感，这是艺术的本质。如果艺术不能传递人的真情、实感，不能表达人的思想的时候，只能说是一种技术，一门手艺。“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，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”。我们不能厚古薄今，说古人所有的都好，也不能说古人在技法上没有一点点败笔。但他们纵有“败笔”，也是势不弱气不薄，正如黄庭坚的诗，“宁律不协，不使句弱；宁用字不工，不使语俗”。这就是在“技”与“道”中，更多的是应该有一种意蕴，有一种精神。这说起来好像很空泛，但是作品到一定层面，就能看出来，能看出一个很儒雅的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作者来。这样的作品才丰满厚重。“道”的层面，精神层面，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化。所以书法必须有文化的支撑。书法家首先应该是个读书人。一支毛笔，一种颜色，在一张白纸上，就这么舞蹈，游走，能成为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经典，成为一种国粹，肯定有它的民族精神，民族的精神还是文化背景。“不激不厉，风规自远”，凡事都有一个度，什么是度？就是说勿不及，勿太过。什么都不能过激，你追求雄浑的，过了这个度，那就是一种霸气粗野。你追求清秀的，过了这个度，就到了另外一个极端，成了纤弱，显得单薄、糜弱。所以怎么把握这种度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儒家的中庸。再者，书法创作通过自己的努力，经过探索、汲取、融化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风格，最后要呈现出一个什么态势？她不能是人为设计出来的，她美的标准就是自然，自然是最高的，自然是什么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道家所说的“既雕既琢，复归于朴”，就是“大朴不雕”、“道法自然”。所以说支撑书法的，还是中国传统文化，文化如果缺失了，书法到一定层面后，很难再有更好的发展和更高的超越。

 

　　记者：但是现在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，该怎么办呢？

 

　　刘颜涛：虽然过去的那个年代，有那么多令我们怀念和需要坚守的美好东西，但毕竟是“细雨连芳草，都被他带将春去了”，时光不会倒流，时势不可逆转，社会发展，时代潮流会有适合这个时代的新方式、新事物、新追求。但是传统文化应该延续，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，先人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瑰宝，还是应该守望、继承、弘扬。在古代写字都是以毛笔为工具，书法又是“仕途”必需。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。他们在时间和精力上有着更大的投入，产生得特别自然、随顺、诚恳。现在毛笔书法实用性越来越弱，已失去了它原来生存的环境，“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，美则美矣，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诚恳”（余秋雨语），而且社会分工越来越细，每个人都会选择不同的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，但无论从事什么职业，以哪种生活安身立命，写一手好字，仍是不同人群的共同需要，因为写好字是一个人的脸面，是一个人的形象。书法虽然不能成为每个人赖以生存的手段，却能体现每个人的文化素质、艺术修养和生活品位。所以说书法普及还是有必要的。但是仅仅普及还不够，还是要有一些人去提高，哪怕是很少的一些人，真正有忧患意识，有历史感，有使命感，有责任感，敢于把自己作为一个苦行僧，作为一个殉道者，把毕生的精力用到这方面，哪怕在某些方面被人视为跟这个时代有脱节有隔膜，真正地去贴近于原汁原味的书法本质，不能让“一阵风，留下了千古绝唱”的歌咏成为哀叹。

 

　　记者：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练书法的？

 

　　刘颜涛：小的时候就喜欢书法，我祖母读过私塾，她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，平时邻居、乡里谁家有红白喜事或者新年春联都让她写。我母亲去世得早，家里姊妹又多，我是由祖父祖母抚养长大的，我在祖母身边，看她写字，听她背一些诗词，说一些故事，那时候她经常讲一些“张芝练字，池水尽墨”，讲怀素在芭蕉叶上勤奋练字，讲“铁杵磨成针”等等，就是这些潜

 

　　移默化地影响了我。所以说，我书法的启蒙老师自然是我的祖母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胡写乱画，当时更多的是喜欢画画，致力于书法的学习是后来的事情，最早主要还是画画。当时在小学上四年级的时候，学校里把两张图画纸接到一块，让我画大的宣传画，同学们抄的大字报，标题也是让我写，那时候就是胆大妄为。因为那个时代也没有字帖，只是偶尔见到周慧珺行书写的鲁迅诗和用小楷书写的毛泽东诗词，也都是靠后些时间了。楷书系统正规学习应该自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参加安阳市群艺馆朱长和老师举办的书法学习班。朱老师尊崇传统，坚守法度，勤奋严谨，注重基本功扎实训练，对我有着重要影响。上初中时，曾拜曲沟中学王本立先生为师学画，那时候见到信封上、邮票上或日记本的插页上有齐白石的荷花、虾，徐悲鸿的马等图片就剪辑起来，临摹学习。那时候年少轻狂无知无畏，立志将来要做齐白石，要做徐悲鸿。现在这些想都不敢想了，因为知道自己“童子功”的先天营养不足，后来在自学中又走了不少弯路，现在略知一点学习方法了，已过了求知进取的最佳年龄，记忆力、精力、体力都已不济，而需要补的课又太多太多。所以客观地说，自己就是拼命地再努力，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了，就是感到越往前走，前方的地平线越是向远方延伸，不是说你越努力越追求，离自己的目标越近，而是越走越觉得遥远。只能说学一点算一点，学了比不学总是要好一点。自己作为一个写字人，一个读书人，不读书不写字干啥？啥也不会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：“记得在乡下时，看到父亲每天天色微亮便扛着锄耙铁铲挎个箩筐下地，便问‘咋天天都下地呀？’父亲只是淡淡的一句：‘不下地干啥？！’是的，或许天天下地了遇到了旱涝灾害年景仍没有个好收成，但‘不下地干啥？！’于是，我便安乐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自留地上，不偷懒也不拼命，不懈怠也不急躁地自然而然、从从容容地干一个笔墨耕夫该干的活了”。

 

　　记者：都知道古文字离我们时代久远，篆书又被称为“小众书体”，而您为什么会选择甲骨、大篆作为自己书法的追求呢？

 

　　刘颜涛：过去写甲骨文、写篆书的作者确实非常少，因为那种古老的文字离我们时代久远，而初学古文字，简直就像学一门外语，一个疑难字的确认需要反复印证，如同大海捞针，当然其中也有像在海滩上拾贝的那种欣喜。研究古文字书法更要孤夜伴青灯，有皓首穷经做学问的姿态，有耐得住寂寞、孤独的殉道心态。当然真学进去的时候，每一个字的音形义，都体现着前人的想象力、创造力和睿智，令人惊叹、陶醉。我当时选定致力于篆书学习和研究，确实也是需要勇气的，那时全国展赛，篆书投稿者微乎其微，入展、获奖更是寥寥，直至现在更多的人还是学行草，其次是楷书隶书。我那个时期能选择古文字书法，是因为自己生长在安阳，这里是甲骨文的故乡，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也是最早的，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学习优势。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可能自觉不自觉的，脚下的这方土地就会赋予一种福祉一种灵性，滋养着我，更适合于我。自己觉得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也有责任有义务来为养育自己的这一片厚土做一些什么，使殷商文化得到一些宣传和弘扬。另外，比较直接的是80年代初，当时在安阳工作的张海先生曾经开全国先河，邀请费新我、沙曼翁、王学仲等先生到安阳传授书法，因为沙曼翁是篆书大家，对安阳书法影响很大，直接影响了我的老师刘顺先生。刘顺老师是当代甲骨文书法名家，只可惜48岁英年早逝。他写的诗也很好，在历史、文学、文物、考释、诗词、碑帖考证方面都有研究，知识非常宽博，修养非常全面，使我受益良多。商周秦汉时期，篆书曾经那么繁荣，历史留下了那么多经典作品，单说金文，不仅仅有常见的《散氏盘》、《墙盘》、《毛公鼎》、《虢季子白盘》这四大国器的美轮美奂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里数以万计的那些铭文，可谓一字一世界，一铭一天地，或遒劲雄浑、或古朴舒和、或朴质温厚、或雍容渊穆、或古拙雅逸、或谲奇率真、或淳雅灵动……真是异彩斑斓，风格多样，可以说任何的审美、任何的风格，都能从中找到对应体，感到古人留下这么丰富的宝贵遗产，如果不能很好地继承而中断，实在令人惋惜。唐代篆书逐渐地没落，直到清代，随着金石学兴起，篆书才得到了复兴，余波衍至民国。而现在深入学习研究者却越来越少，开启的这扇大门绝不应该在当代封上，虽然自己能力有限，力不从心，还是决定努力去做。所以这二十多年来，在这种信念支持下，在当年书坛篆书沉寂的环境下，毅然决然地一路走了过来，现在则是在享受身处其中的莫大乐趣。

 

　　记者：您追求的这种书法风格是什么样的呢？

 

　　刘颜涛：风格的形成是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，离不开生长过程中的各种养分。书法前期的各种基础训练和积累都是必要的，笔墨上要见功夫，学习要循序渐进，步步为营，环环相扣，你才有能力去做好下一步。我曾参加四届、六届中青展、七届全国展等一些展览和一些大赛，获奖的也都是行草书。“楷如立，行如行，草如走”。人一定要站稳根基，不管将来写行草也好，包括我现在写甲骨文、篆书时，把行草书的笔意融进去也好，不能让人家看起来就是花拳绣腿，就是一个空架子，根基一定要牢固，基础一定要夯得扎实。即使现在我以甲骨、金文示人比较多，但是在楷书和行草书上丝毫没有疏忽和放松。楷书对我来说就像吊嗓子，虽然我不用舞台表演，但是作为一种基本功，不敢轻视懈怠。可持久的高度它是金字塔结构，根基一定要宽博，且不说文史哲文化的支撑，单就书体来说，如果不能把各种书体贯通，把各种书体的优点，以及其他如绘画、音乐、舞蹈、建筑等姊妹艺术之美借鉴过来，单篆书而篆书，很难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更大的拓展和发展。眼界要宽，用心要专，由博返约，采百家米煮一锅粥，真正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契合点，终能于“一粒沙中见世界，半瓣花上说人情”。我所追求的篆书理想风格是“古腔今韵”。正如西中文先生著文激励我的“她像一个用现代手法表现出来的古老故事，又像一曲用现代乐器演绎而成的古老音乐，既保留着古雅高洁的古典韵致，又充溢着激越跳荡的现代旋律”。能兼具铸刻之“金石气”和书写之“书卷气”，“武戏文唱”，雄强而不失儒雅，可以“沉郁苍秀、浑朴天然”的概述。

 

　　记者：最后，祝贺您入选首届“三名工程”50家作品展。

 

　　刘颜涛：一个时代最终要留下来这个时代的印记，包括代表这个时代的各种艺术门类的经典作品、代表人物。一提到唐朝，就想起唐诗的灿烂辉煌，脑海中立即会涌现出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孟浩然、王维、李商隐等等诗人的响亮名字。会涌现出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、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、《春夜喜雨》、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、《过故人庄》、《山居秋暝》、《锦瑟》、《春江花月夜》等千古名篇。如果没有这些代表诗人和经典作品，这个诗的朝代、诗的国度就会黯然失色，显得空泛和苍白。中国书协举办的“三名工程”，旨在呼唤时代书法大家，强化代表作意识，创作出一批具有强烈艺术魅力和鲜明时代特征的精品力作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有幸参加中国书协的“三名工程”，感到的是荣誉和激励，更是压力和鞭策。只有自勉自励：要做到名实相副！要加倍努力！